余生一年的我，遇见了的余生半年的你的故事 正片

## 余生一年的我，遇见了余生半年的你 秋分那天，我在市立图书馆的旧书区遇见苏晚。她穿一件浅灰开衫，蹲在书架前翻找，指尖划过书脊时轻得像怕惊醒沉睡的字。我伸手去够最高层那本1987年版的《城市建筑史》，她恰好起身，我们的手肘撞在一起，书哗啦啦落了一地。 “抱歉。”她先开口，声音里有初秋阳光的暖意。我弯腰捡书，看见她掉在地上的素描本，摊开的那页画着窗外的银杏，笔触轻软，像生怕墨色重了会压弯叶脉。 后来熟了才知道，苏晚是自由插画师。我们常在下午三点的图书馆见面，她靠窗画速写，我读建筑理论。她的画里总有很多光，哪怕阴天，笔下的窗台也会有一道虚虚的、暖黄色的光晕。“医生说我得多晒晒太阳，”一次她削铅笔时随口提，“但我更喜欢画光，比真的太阳老实，不会跑。” 我没告诉她，我的医生也说过类似的话。只是我的“晒太阳”，需要精确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，剂量不能多，也不能少。我的病历本里夹着一张诊断书，日期是三个月前，结论是“进行性神经元疾病，预计生存期12个月”。我辞了建筑设计院的工作，把所有图纸收进储藏室，开始泡图书馆——这里有我年轻时想读却没时间读的书，足够消磨剩下的日子。 遇见苏晚的第三周，她忽然问我：“你相信人有预知能力吗？”那天我们坐在馆外的长椅上，秋风卷着银杏叶打转。她从包里掏出一本新的素描本，翻开第一页，是我的侧影，坐在图书馆的老沙发上，手里捧着那本《城市建筑史》。“我上周梦到你了，”她指尖摩挲着画中人的轮廓，“梦里你说，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” 我握着保温杯的手指紧了紧，杯壁的温度透过皮肤传进来，有点烫。“你呢？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问今天的天气，“你的时间，还有多少？” 苏晚笑了笑，眼角弯出细细的纹路。“半年。”她伸出六个手指，又蜷回去，“医生说的，肺里的东西长得太快，像春天的杂草。”她顿了顿，转头看我，眼睛很亮，“你呢？” “一年。” 我们之间的空气沉默了几秒，然后她忽然抓起我的手，把我的手指掰开，又把她的手指叠上去。“你看，”她笑得像个孩子，“我们有半年的时间是重叠的。就像两条线，在某个区间里，能并排走一段路。” 那天之后，我们不再去图书馆。苏晚说，要把“重叠的时间”用在“值得的地方”。她列了一张清单，用她那好看的圆体字写着：看一次海上日出，听一场现场版的《月光奏鸣曲》，给流浪猫搭一个能遮雨的窝，画完那本关于四季的插画集。 我也加了一条：完成那个未建成的社区图书馆模型。那是我生病前的最后一个项目，图纸还锁在储藏室的铁柜里。 我们去了邻市的海边。凌晨四点的海风很冷，苏晚裹着我的外套，在沙滩上蹦蹦跳跳，像只快乐的兔子。日出时，她举着素描本画天空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响。“你看那云，”她回头喊我，“像不像棉花糖？”我望着她被晨光染成金色的侧脸，忽然觉得，原来“余生”两个字，也可以不那么沉重。 我们在老城区的旧物市场淘到一个二手留声机，又在音像店找到一张磨损的《月光奏鸣曲》黑胶唱片。晚上在我的小公寓里，留声机转出咿咿呀呀的旋律，苏晚靠在沙发上打盹，睫毛在眼下投出一小片阴影。我坐在地毯上拼模型，她的素描本摊在旁边，翻开的那页画着我的公寓窗景，窗台上摆着她送来的多肉，叶片饱满，带着新生的绿意。 苏晚的咳嗽是从深冬开始的。起初只是偶尔一两声，后来她画画时，常常要停下来，趴在桌子上喘很久。她的手开始抖，素描本上的线条变得歪歪扭扭。“画不好了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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