卡布里尼 正片

1889年深秋，纽约港的雾霭像一块潮湿的裹尸布，将埃利斯岛上瑟瑟发抖的移民们裹得更紧。意大利修女弗朗西斯卡·卡布里尼站在码头的石阶上，黑色的修女袍被海风撕扯着，手里攥着一封磨损的介绍信——那是她从罗马出发前，教宗利奥十三世亲手交给她的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去纽约，那里的羔羊更需要牧人。” 她来此的使命，是为在曼哈顿下东区挤在贫民窟里的意大利移民建立一座孤儿院。但当她踩着泥泞的街道找到教区主教时，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应。“这里不是罗马，修女。”主教捻着念珠，目光扫过她沾着煤灰的鞋尖，“爱尔兰人、德国人、波兰人……每个族群都在抢地盘，意大利人？他们是小偷、酒鬼、霍乱的温床。教会没有钱，也没有地方给你。” 卡布里尼没有争辩。她带着四个随行的年轻修女，在鲍厄里街租下一间废弃的啤酒仓库。仓库的木梁上还挂着蛛网，墙角积着经年的污垢，夜里能听见老鼠在地板下赛跑。第一个月，她们只收到三个孩子：两个患肺结核的男孩，一个被母亲遗弃在垃圾站的女婴。修女们用自己的口粮熬粥，把床铺让给孩子，自己睡在稻草堆上。卡布里尼每天凌晨三点起床，跪在冰冷的地板上祈祷，然后挨家挨户敲移民的门，用带着意大利口音的蹩脚英语问：“您家有需要帮助的孩子吗？” 阻力比她想象的更汹涌。市政厅的卫生督察三次上门，说仓库“不符合人居住标准”，威胁要查封；当地的爱尔兰帮派往窗户扔石头，骂她们“抢了爱尔兰人的救济金”；甚至有些意大利移民也不信任她——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攥着孩子的手，警惕地看着她：“修女，你和那些神父一样，只会要我们的钱。” 卡布里尼只是把熬好的草药递给那孩子发烧的额头，轻声说：“我的钱，都在上帝那里。”她开始学习英语，白天在街头给饥饿的移民分发面包，晚上在煤油灯下写请愿书，寄给州长、市长，甚至远在华盛顿的议员。有一次，她冒雨走到市政厅，在台阶上站了三个小时，只为等卫生委员会主席。主席出来时，她递上一份详细的改造计划，上面用红墨水标着通风口的位置、水井的深度，还有她彻夜画的草图。“您说这里不适合住人，”她的声音因淋雨有些沙哑，“那我们就把它改造成适合的。但请不要赶走这些孩子，他们已经没有家了。” 六个月后，孤儿院的窗户装上了新的玻璃，墙角的污垢被石灰覆盖，院子里开辟出一小块菜园。孩子们开始叫她“妈妈卡布里尼”，那个曾骂她的寡妇，每天清晨会送来一篮新鲜的土豆。但她知道这不够。下东区的霍乱疫情爆发时，她看到移民们挤在没有医生的地窖里，用迷信的草药治病，很多孩子在夜里悄无声息地死去。她决定建一座医院。 这一次，连主教都觉得她疯了。“修女，你连孤儿院的房租都快付不起了。”她却变卖了自己唯一的遗物——母亲留给她的一枚银十字架，又带着修女们去码头给商船缝补帆布，攒下每一个铜板。她甚至直接去见了纽约最富有的商人之一，约翰·洛克菲勒。在金碧辉煌的办公室里，她没有谈宗教，只是摊开一张地图，指着下东区密密麻麻的红点：“这里每一个红点，都是上周死去的移民。他们不是数字，是您的同胞，是将来会给纽约修铁路、盖房子的人。”洛克菲勒盯着地图看了很久，最终捐出了第一笔钱。 1892年，圣弗朗西斯医院在桑树街落成。开业那天，卡布里尼站在门廊下，看着移民们抱着生病的孩子走进来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但她的脚步没有停下。接下来的十年，她在芝加哥、新奥尔良、洛杉矶建起了22座医院、学校和孤儿院，甚至远渡重洋，在阿根廷、巴西为移民开辟家园。1917年，她因患疟疾在芝加哥去世，享年67岁。临终前，她躺在自己创办的医院病床上，手里还握着一张未完成的孤儿院设计图。 1946年，教宗庇护十二世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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